“毛线花”非“十字绣”，时尚面前传统失守2012 年，在烟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第七届中国民间工艺品博览会上，绒绣作为发源于烟台的民间艺术品，也参加了此次民博会，让不少上了年纪的市民瞬间感到无比的亲切，精美的做工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的目光。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绒绣为何物。面对参观者对这些作品是否为十字绣的求证，工作人员感到哭笑不得又有些无奈。绒绣，这一曾经在老烟台呈现“街街晾锦，家家织绣”繁荣景象的传统工艺，正在慢慢地被人们淡忘。
要说“苏绣”“十字绣”，很多人都不会陌生，大街小巷寻常可见，为心上人绣一块简单的十字绣，是年轻人感情生活的一剂时尚的调味品。可是要说起“绒绣”，很多人立刻会显现出迷茫的表情，如果跟上一句解释，“绒绣”就是烟台人俗称的“毛线花”，想必会让不少烟台市民瞬间亲切无比。
烟台绒绣是中国绒绣的发祥地，它是鲁绣的一种，和苏绣、湘绣、粤绣、蜀绣并称“中国五大名绣”，是用不同颜色的优质毛线，由技艺高超的绣工利用各种针法将图案绣织在坚硬的网眼布上而形成的工艺品。绒绣制品绣工精湛、层次分明、色彩丰富、立体感强，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深得消费者的青睐。绒绣的价值丝毫不比苏绣和十字绣差。然而，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加之人才断档，绒绣产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发展前景堪忧。
中国绒绣源起烟台，《祖国大地》见证辉煌
绒绣的源起可以追溯到百年之前。20 世纪初，英国传教士詹姆斯?马茂兰 (JamesMamullan) 在烟台开设“仁德洋行”，并将绒绣技艺传入烟台。当时，绣制绒绣的钢丝布由烟台“鼎新久”工厂生产，图案由美国纽约专门经销绒绣的路约赛特公司按照路易十四时期的装饰风格而设计，而绒绣的制作则由“仁德洋行”附设的绒绣厂负责。
在此之后的 30 年，绒绣制品在美国大受欢迎。1937 年抗战前夕，烟台绒绣针织品和网丝布年出口额已达百万美元以上，即便是在现在，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烟台绒绣随“仁德洋行”的倒闭而停产。新中国成立后，绒绣的生产得以恢复，并慢慢改进与发展。针法由简单的方点针发展到扒针、掺针、乱针、打子、拉毛、铺锦等许多种。北京人民大会堂山东厅的绒绣《东海日出》、毛主席纪念堂正厅的巨幅绒绣《祖国大地》，就是烟台绒绣的代表作。
1977 年绣制的《祖国大地》位于毛主席汉白玉座像背后，作品长23.74米，高6.61米，总面积近160平方米，约 350 公斤，其规模与复杂程度至今仍无人出其右。要绣制这样一幅恢宏的壁画，既要在色调上保持一致，又要在衔接上天衣无缝。烟台绒绣厂迅速成立了攻关小组，群策群力，创造出“八字钉针接缝法”新工艺，并沿袭了传统的绒绣针法，把一根毛线分股劈开，再重新胶合，创造出千变万化的颜色。烟台市优秀文化人才、第十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获得者、参与《祖国大地》制作的老绒绣艺人周志娟老人介绍，《祖国大地》由烟台绒绣厂 43 名优秀绣工仅仅用了 58 天的时间完成。在绣制过程中，绣工们共绣了 640 多万针，使用 1200 多种颜色，所用的绣线高达 256 公斤。即便是如此浩大的工作量，仍丝毫看不出分工协作的痕迹。整个作品浑然天成，如同是一个人绣制的一般，其时间之短，质量之精湛，在绣制史上也是罕见的。邓颖超副委员长与谷牧副总理视察《祖国大地》绒锈画工程后，都非常满意。谷牧同志赞扬作品“气魄很大，效果很好”。国务院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毛主席纪念堂美术组组长华君武在看完现场绣制之后，满意地说：“这幅绒绣画，绣得比原来设想的更丰富了，更优美了，更好了。”这幅壁画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好评，并被认作是前所未有的艺术珍品。
除《祖国大地》外，烟台绒绣还涌现出了大量的代表作品，如为人民大会堂山东厅制作的巨幅迎门绒绣屏风《泰山望人松》、屏心《东海日出》，还有为北京南郊宾馆制作的《牡丹盛开》、山东省人民政府的《烟台山》、烟台市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的《月亮湾》和《烟台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所属悦海宾馆的《长河红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办公楼的《丹霞地貌》和《六盘秋韵》等精品。这些作品都出自烟台绒绣嫡系传人、高级工艺师许若愚先生之手。然许老年事已高，采访有诸多不便，在写作本文时终未能拜访，实为一大憾事。
时过境迁已风光不再，费时费力恐后继无人和国内很多传统技艺一样，绒绣也面临着无人赏识、无人肯绣的尴尬状态。年老的绣工已经力不从心，年轻人对传统的热心大不如前。绒绣耗时又耗力，对美学等方面也有要求。老绣工偶尔也能招来几个徒弟，但大都因吃不
了苦，短则数日，长不过半年，便打了退堂鼓。
不但传统技艺后继无人，传统艺人所坚守的阵地也面临失守。曾经作为城市地标的烟台绒绣厂，被淹没于都市的繁华之中，身影有些落寞与寂寥。不仅技工流失，工厂开工不足，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老绒绣厂的地皮早就成为商业地产觊觎的对象。老绣工唏嘘不已，但也无能为力。
据介绍，绒绣共有 60 多种不同的针法，每个细节的表达甚至需要数百针甚至上千针的心血。因此，一幅绣图花上半年甚至长达数年的时间是很正常的。同时，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绒绣工作者，仅会绣花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具备一定的艺术审美与创作功底，在创图设计中可以独当一面。老一代绣工经过岁月的沉淀，具备相当的定力与耐心，而同时具有这两种技能的年轻人则极为鲜见。年轻人或耐不住寂寞，或不能潜心钻研业务。缺乏了创新力量，倒逼着企业只能被动地按照客户图样加工，而无法进行创新。即便如此，能按图样加工的技术工人也捉襟见肘。缺乏了创新，就失去了活力。一味地模仿，必然会失去传统、民族的东西。很多传统技艺都面临着人才断档的危险，对于绒绣而言，境况还要窘迫得多。
“博物馆”莫成最终归宿，绝境逢生路在何方将绒绣请进博物馆，或专项、专款、专人举全力维护，绒绣也可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保护并传承，至少不会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然而这种保护是固态、静止的机械重复，并无法赋予绒绣顺应时代发展的活力。与很多其他传统技艺一样，当“慢传统”遭遇“快时尚”，博物馆或许就成为了其最终的归宿。然而，这种保护毕竟是静止的，几件作品，几幅作品，几段影像，只是将记忆尘封，换来的只能是参
观者的感叹与从业者的唏嘘而已，对绒绣的传承毫无裨益。
传统文化应当是流淌的，在历史的涓流中不断兼容并蓄，并焕发新的生机。绒绣亦是如此。由于人才的断档、客户的流失和新兴工艺品的冲击，对绒绣的保护已经处在了严峻且急迫的境地中。如果不马上进行保护，可能只能在博物馆中纪念或者在记忆中祭奠，这绝非危言耸听。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市场化是保护与传承的必经之路。正如前文所言，如果只是静态、被动的保护，由于市场的缺乏，曲高和寡，传承也就失去了动力。然而，在近年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中，出现了将“市场化”等同于“科技化”、“流水线化”的“矫枉过正”的现象，这在绒绣的保护与传承中必须要避免。绒绣是一种艺术的再创作，而非机械的模仿。但唯有市场化，使得绒绣逐渐被公众赏识，被社会接受，绒绣才有继续发展的根基。
据周志娟老师介绍，近年来，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开始意识到绒绣的珍贵，并进行了一些努力和尝试。例如，有一些民营企业家创办了绒绣公司，并邀请老一辈绒绣艺人再次出山。虽然目前效果尚不明显，但只要有人去做，绒绣的保护就有希望。
如果说市场化可以为传统绒绣产业注入活力，则构建系统的绒绣体系才可恢复其气血。和很多传统技艺一样，为数不多的绒绣艺人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如沧海遗珠般。而且老一辈艺人正在渐渐老去，做了一辈子的手艺无人可授，又不甘心眼睁睁地看着绒绣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就此结束，这是很多绒绣前辈所焦急与忧心的。因此，为了保护并传承绒绣，将老一辈艺人再次召集起来，并组织年轻人学习并发扬他们的技艺，也应是当务之急。联想年初采访旗袍传承者陈燕琴女士，她曾说起打算创设“旗袍学”的愿景。或许，这对绒绣也是一种启发，一门“绒绣学”，让有志于绒绣保护的人士去系统学习，比笔者在此高声疾呼要实在得多。
老一辈艺人的心情我们必须理解，同时也应立即行动。然而，在现实中还有另外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绒绣工艺极为复杂，涉及刺绣、美学、绘画、染色等方方面面。而目前，绒绣技艺的传承基本上还是传统师徒制的言传身教，基本没有完整的体系可言。这对于绒绣的有效保护是极其不利的。因此，为绒绣构建起一套综合的知识体系，将老艺人的知识与经验进行汇集，方可解老艺人的燃眉之急，并成为人才真空的缓兵之计。
在绒绣艺人周志娟老师的家中，一台织机静静地躺在房间的角落。未完成的绣作上，密密麻麻的针脚似乎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阳光暖暖地照进屋内，时间仿佛在此刻静止。但愿有一日，绒绣产业能再一次春暖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