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来，世界不再处于两级对峙的格局，这主要是因为作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的中国不进行权力游戏。
正如人们预期李克强总理的巴西之行会带来投资一样，中国已经成为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无论是在金砖国家还是非金砖国家都是如此。这从近期中国与阿根廷及其他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签署的合约中可见一斑。
对中国而言，重要的不仅仅是投资。中国已经在建立相应的机构框架来支持其倡议举措，诸如与其他四个金砖国家成员一起成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并提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据巴西媒体报道，在李克强总理访问巴西期间，双方有望达成约530亿美元的协议，涵盖能源、矿业、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的一系列投资项目。同时双方在食品方面的贸易往来也有望得到促进。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吸引中方投资一直是巴西的目标。但是巴西不仅希望在食品生产方面有新的资金来源，也希望在其他产业有新的资金来源。目前在港口和铁路方面的投资活动在不断增加，且考虑到巴西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制约因素，这些方面的投资最受欢迎。同时，尽管技术转让并不是最终目标，但此举改善了此前的投资模式。
的确，除了巴西，中国一直在其他拉美国家不断增加投资。如果这些投资项目有助于解决区域间交通运输问题，那么它们不仅会惠及接受投资的国家，而且会增强南美国家间的互动，这对多个区域一体化倡议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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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概念最早由《连线》杂志提出。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报告认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全球创新资源的集聚地，是创新思想、创新技术等创新成果的原创地并能在本地实现高效的成果运用于转化。其孕育的创新产品、创新产业对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驱动效果，能代表国家或者某个地区参与全球竞争。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硅谷、慕尼黑、东京等科技创新中心以及创新之城。其中，硅谷模式等已经成为国内竞相模仿的对象。资料显示，硅谷模式主要是以企业引导全社会自主创新，并结合高效的产学结合、完善的风险投资体系以及良好的社会分工。据悉，2014年一季度，美国风险投资资金的50%都投向了硅谷。慕尼黑、东京等地在具体的创新模式上各有不同，或倚靠当地的大学资源或由政府与企业共同推进科技创新，但全社会创新的局面已经形成。
在国内则有北京、深圳等地争先恐后推进科技创新。数据显示，2014年，北京市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1286.6亿元，相当于地区生产总值的6.03%，位列全国第一。在2008年至2014年间，北京市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5%，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9%。去年深圳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达643.3亿元，相当于地区生产总值的4.02%。
上海在科技创新方面面临国际国内的双重压力。澳洲智库发布的《2014全球创新城市指数》显示，上海在全球445个被评价城市中的排名由上一期(2012-2013)的第29名退至35名，趋势不甚乐观。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上海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831亿元，相当于地区生产总值的3.6%。虽然近年来上海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大幅增加，但在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上海追求的目标应该更高。
去年，高层提出上海要提高核心竞争力、把科技创新真正落实到产业发展上。随后，上海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经历了半年多的调研和内部研究，并作为2015年上海市委一号的重大课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将科创中心建设定义为“突破发展瓶颈、重构发展动力根本举措”。上海迎来“第五个中心”的新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