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高芳
对话嘉宾：卢怀玉、姚明烨、石金凯、杨世滨、孙伟挺
高芳：下面进行我们的圆桌论坛，有请杨会长、卢主席、孙总、石总、姚总。这个环节是我们论坛的保留节目——圆桌对话，也是大家很期待的一个环节，也是一个容易出彩的环节。今天上午我们主要就宏观层面、政策层面，政府部门和经济学家进行了解读，下面这个环节大家也看出来了，这是很轻松的，各位嘉宾代表我们产业链各个环节从棉农一直到纺织，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环节的几位嘉宾，大家对他们也很熟悉了。他们几位是：
卢怀玉，中国棉花协会棉农合作分会会长，我听到有的同事说，如果中国的棉农都像卢怀玉这样，我们中国棉花生产可持续就没有问题了。接下来这位嘉宾是姚明烨先生，他是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的总经理，我和他也曾经是同事，他在棉花这个行业可以说耕耘了将近30年，特别是从事储备棉的管理也超过了20年时间，可以说是资深的管理人士，而且在过去这一年，我们收储是超历史的一年，这么大的任务压在他的肩膀上很不容易。接下来这一位是石金凯先生，他是中华棉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华棉花集团在我们行业内也是一家骨干企业，这几年棉花经营量大规模提升，占总产量的比重也逐年上升，大概可以占到10%以上了，做的非常出色。接下来这位是杨世滨先生，他是中国针织工业协会会长，他承担的很多项目都在全国获过奖，工作非常出色，也是我们行业的资深人士，学工科出身，又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可以说是经过多岗位的历练。最后一位是我们孙伟挺先生，他是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早年在政府部门工作，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下海做实业。
下面进入我们的话题。这个话题虽然也是论坛的主题可持续发展，但是我们也会引申到很多话题上去，比如今天上午大家热烈谈到的政策的设计，可持续发展。两个层面，一个是政策层面的设计，一个是我们行业，企业怎么做。我们不妨就从上午大家追问张显斌处长这个话题开始，政策的设计，我们从这个年度刚刚结束的收储政策说起，这个临时收储政策大家都已经作出了充分的肯定，但是接下来又遇到了一个可持续的问题，无论是政策可持续还是行业发展可持续，上午大家已经谈到这个收储价格，纺织企业觉得很高了，我们托起的棉价比国际市场高三千左右，可是对农民来讲，又不“解渴”。如果按照粮棉1：10，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角度来说农民不“解渴”。政策设计层面来讲怎么样从棉业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产业链共赢的角度考虑，我们各位嘉宾有什么看法？我们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先从“棉农”开始吧。
卢怀玉：上午主持的阶段我也说了，对于收储政策效果的评价，对于稳定棉花生产，稳定棉花产业，特别是在目前这个市场形势的情况下作用是非常大的。从设计上来讲，一定是立足长远，可持续的促进产业发展，这样就需要兼顾各方的利益，就像高芳会长所说，棉农利益要考虑，纺织企业的利益也要考虑，这样每一方都可能达不到自己的期望值，但是对整个产业来说利大还是弊大，这是主要的考量指标，所以这个层面来讲政策是成功的。
上午有一个代表问，因为我开会也比较多，虽然叫做临时收储，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个长期的有效政策，它对稳定棉花产业的发展是非常有作用的，我就简单说这么多。
高芳：接下来请姚总，您作为中储棉总公司的总经理，你在这一年承担了巨大而沉重的任务，大家对收储非常关心，谈一谈您的高见。
姚明烨：感谢高会长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在这里与棉花业界的朋友共同讨论棉花产业持续发展的问题，关于临时收储政策，上午张显斌处长已经作了简要精辟的回答。中储棉公司作为执行国家宏观调控任务的主要执行者之一，主要任务就是保护棉农利益，保证纺织供应。从2011年执行临时收储任务的情况来看，截止到3月底成交315万吨，实际入库达到325万吨（有一个入库误差），从整个情况来看，在一年多之内超过了我国棉花历史收储的最高水平。
从去年9月份开始到今年3月份，在国家发改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在座各位努力下，基本达到了棉农、棉花加工企业以及棉商的三满意。同时，也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肯定。对于2012年的收储工作，我参加会议的时候有很多同志都在问我，能不能做下去？上午张处长已经做了肯定的回答，中储棉公司作为执行临时收储政策的主体，我们坚决贯彻国家的方针政策，坚决完成国家赋予我们的职责和任务。2012年我们会在2011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完善流程，改进我们的工作方法，更好地完成临时收储任务。我要特别强调几点：
第一、我们要更加注重皮棉价格和籽棉价格挂钩；
第二、更加注重单包重量的问题，过重的棉包今年必须受到限制；
第三、特别注重水杂的抽查比例和质量把关；
最后，特别注重交售进度的关系处理，谢谢。
高芳：姚总谈的非常清楚，继续贯彻政府的政策，上午发改委张处长也谈到了，虽然这个年度在中国来讲，棉花收储可能是一个历史最高年份，但是真正的库存量是不是历史最高水平呢？我也查了一下，在上个世纪的1984年，那个年度包括工商库存、国家储备棉总量超过了600万吨。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为了收储，国家在当年建轻钢结构的仓库，当年建仓库当年使用，那还是30年前，而现在中国政府的调控能力更加强大了，如果这么一点棉花我们还收不起来的话，那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要相信中国政府的调控能力，也要相信中储棉公司有能力承担这种调控任务，大家在收储能力上替我们政府操一点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相信政府是取信于民的，从我们姚总这儿也再一次印证了这一点。如果说中储棉公司是作为承担国家调控任务的一个国有企业的话，那中华棉花集团就是在市场的大海里游泳的企业了，中华棉花集团我印象它成立于1993年，那个时候棉花还没有完全的放开，也承担了一些国家的储备任务，这几年更多转向市场化，这个年度收储好像你们也是最早竞拍储备棉的，请谈一下你们对这方面的看法。
石金凯：非常感谢中国棉花协会给我这么一个机会跟大家一起交流想法，我们认为全球格局下的棉业可持续发展，这个题目很现实，也是很大的一个题目，国家宏观政策方面我想讲这么几点个人的想法：
第一、任何国家政策的制定必须要从产业的实际出发，政策制定的依据必须根据产业需要出发。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现在整个棉花产业它的现状和它存在的问题有哪些，是什么情况？我自己的了解和我自己在工作当中的一点体会是，中国棉花产业的现状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第一是棉花生产稳定徘徊不前，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是我们的纺织在稳定增长，特别是加WTO这十几年的时间，我们的纺织产能、棉纺企业的发展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第三是我们的市场波动加剧，无论是周期还是波动的幅度，从2003年以来都是相对比较剧烈的；第四是我们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大，中国棉花产业的现状可以用这几句话来概括。
而这个现状中存在哪些问题？也可以用三点概括：第一是产不足需，这个不用展开讲，大家也很清楚，无论600万吨还是700万吨的产量，跟我们无论1000万吨还是900万吨的需求来比，放大一点讲缺口应该是200万吨以上，这是一个常态，这个矛盾应该是现在整个棉花产业当中存在的第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是我们宏观调控难度加大，因为棉花市场随着市场变化和整个经济环境的变化，影响市场变化的因素越来越复杂，给我们国家宏观调控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体现在几方面：第一中国棉花市场国际化（我们的题目就是全球格局下的中国棉花发展），说明中国棉花发展已经融入国际了；第二个是中国农业本身的特点，所以中国宏观调控的难度确实提高了，也给张显斌处长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从市场和流通来讲我们市场存在不完善，市场主体小、散、竞争能力弱，经营基础比较低，作为我们在一个市场中很盲目，只能被动参与到这个市场中，任由市场摆布，而没有很多条件和能力从正面应对这个市场。
所以，所有宏观政策的制定都要从这三方面出发，谢谢大家！
高芳：作为流通企业一边面向农民一边面向纺织，这个把控确实很难，下面我们可能就涉及我们这个产业链最关键的环节了。上午大家谈了很多，很多人都问张处长需求怎么样？他答道不是价格的问题，最终是需求决定。纺织需求形势受整个中国乃至全球形势的左右，我们现在看到一个现象是，包括政府界、经济学家好像持乐观的态度居多，觉得宏观数据虽然也有一些下行，但总体还是好的。但是从我们行业界，从我们纺织企业界普遍感到日子很难过，甚至于比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要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纺织行业对我们的政府设计层面，对我们下一步的走势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我们想听一听我们杨会长的意见。
杨世滨：感谢主持人的邀请，非常高兴能参加中国棉业高峰论坛，先向各位简单报告一下，我原来一直在中国的针织行业，也就是从针织用纱到针织服装都在我们这个协会的服务领域之内，去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换届之后，按照党委会的决定，我多了一个工作就是协助我们的会长和棉纺协会研究棉花方面的事情，现在从棉花种植到棉农到棉纱到棉布到棉服装到市场体系，我们是在一个屋檐下，不是以前“你是你的、我是我的”，因此有这样一个论坛，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真的很好。
从我的角度来说，对于棉花我研究并不是很多，我想从几方面讲，一个是我们怎么样看待棉花政策，二是现在的产业状况。
棉花政策在中国来说算是少数几个顶层设计的政策体系，发改委牵头会同十几个国家部门和银行系统一起制定的，这个政策当时出台的初衷无疑是好的，而且从执行的层面来讲，目前对于棉农来讲也是有利的。收储之前带来的矛盾主体是收和种之间的，而收到棉花之后矛盾主体转变为收的人和买棉花的人之间的矛盾，现在我们处于这样一个阶段，上午也介绍了明年的收储政策，可能现在有一点时间点的推移，现在面临已经收到的棉花和后来的买家之间的问题。
第二个是后道企业如何看待棉花的流转，我们基本是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1、市场的总体供需
2、现在棉花的波幅
3、价差
张显斌处长说棉花就只有这么多，消费这么多，尤其是最近两三年棉花供给和需求并没有那么大的波幅。但是我们贸易市场中看到棉花波幅就不像刚刚提到的，棉花波幅大过150%，这不是一个供需造成的局面，它有其他的因素在里面，这个因素可能有各自不同的评判。第二个我们看到棉纱的价差波幅很明显，当波幅巨大的时候，我们判断对于贸易商有很好的机会，但是当波幅比较小的时候，对工业企业有利一点。当棉花快速上涨的时候，我们面临报价很困难，像后道的生产周期差不多三个月，这种情况下，你的棉花如果一周两周三周四周范围内就有一个快速上涨的过程，那么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棉花就意味着比你之前的报价成本上涨，企业会亏损；反过来当棉花的价格迅速下降的时候，对于我们仍然是一个难报价的情况，原来我们的生产周期三个月，按说棉花在这个阶段下降以后会对我们的生产经营产生有利的局面，因为我们现在拿到的是一个相对比较划算的，但是客户在下单的时候，他也会了解这个周期，他不会按照三个月周期给你下单，而是把订单周期压短，由70天变成60天，所以给后来的生产带来很大的压力，这是我们的基本情况。
从事实的情况来看，尤其前三四个月，宏观数据领导都已经报告了，我分解地说一下。出口方面，我们对欧盟跌了百分之八点几，对日本增加百分之八点几，对东南亚增幅20%，这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后来接到的订单中，联合国定了一个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要求大采购商要考虑发展均衡问题，考虑人道的问题，要求订单当中有一定比例必须配备从这些国家采购，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订单里5%到10%，或者更高的比例要求你从东南亚孟加拉、柬埔寨这样的国家和地区来采购。所以，我们现在的后端产业，尤其是服装的制造部分已经有相当一批数量企业把生产能力外移了，这带来一个什么后果？他们希望全球化配置自己的资源，这样就对我们前面提到的国家宏观政策的后续执行带来相当大的困难和挑战。从我们来说，我们一方面希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中国只产600万吨棉花，我们需要1000多万吨棉花，供应量不能满足需求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这个过程中，我们非常愿意配合政府部门把后续的放储工作和明年收储工作推进更快一点，相关的政策面或者想法可能还会在后面谈到。
总体来讲，从今年的三月份开始订单回升，但是跟以前不一样的区别是，以前可能是比较散，比较均衡的，但是今年订单要求集中度更高，也就是说大的品牌商要求更大的制造商和他进行配合，这个制造商的配合中我们明显感到到国际大品牌商对于中国大制造商和供应商的黏性在增加，再加上今年资金的配备相对比较好，我们觉得这样一个大品牌商加大供应商，加上大的资金运作之后，今年很可能出现大的格局性调整，这对我们一些政策的制定有有利的一面，前面几位领导也提到了应改变一些小散的局面，可能会使集中度提高，这是我们后道面临的情况。谢谢大家！
高芳：杨会长确实讲的非常好，从整个行业层面既肯定了我们顶层政策设计，也提出了我们纺织行业的担忧，这也是一些现实的问题，政府的层面在农民和纺织之间找平衡，这个平衡点可能要更多地关注上午张显斌处长讲的，要立足于国内供需为主，到底我们中国的纺织工业要不要主要依靠国内生产，但是也确实给我们纺织企业尤其是棉纺织企业的竞争能力方面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从企业角度来讲，孙伟挺先生的企业一直在前线，可能您的企业不太愁销路，现在政府提出转方式调结构，您可能感觉很轻松，但是中国像您这样的企业，这么好过日子的企业毕竟不是很多。我知道大量都是我们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他们的利润率非常低，3%或者是百分之几，他们对原料价格波动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我们也知道孙先生不仅仅是立足于本企业，也很有行业情节，请您谈一谈您对我们纺织企业方面怎么样应对这个形势，无论是宏观经济这个严峻的形势，还是我们棉花本身的行业形势方面，从企业的角度您有什么看法或者对策？
孙伟挺：谢谢！非常高兴今天借此机会和大家交流，我是这样认为的，如果从宏观政策的角度目前临时收储政策是最好的政策，而且价位的把握我也觉得是比较恰当的。我早上听张显斌处长报告的时候有一句话“也许这个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这个临时政策我个人认为可能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就应该要去找可持续的政策，或者政策的可持续性，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政策会产生几方面的副作用。
第一、保护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出现，全世界很多地方没有出现，我们的小农经济的棉花生产方式所产生的成本，用全球资源去看，如果一味地保护它，可能使它更落后，这是一个负作用。
第二、容易产生两种资源和两种价格，这也是不好的。
第三、调控的目的解决了，比如说从这么高的价格不是调控到2万，而是调到1.6万，1.7万，那中国整个棉纺织行业就会死掉一半，破产一半左右，肯定现在的政策是最好的了，它也会带来一个问题，调控它会产生新的需要调控的内容来，比如现收进去成本增加，所以要用调控解决调控的结果。
这是我认为的三个负作为，我们棉花政策的制定应该由计划经济思维和手段转变为完全的市场经济的思维和手段。所以，第一我们应该给中国的棉花农业，给卢会长一个过渡期，不能永远保护下去，三年还是五年，要有一个时间期限。大家可能觉得我们国家现在非常缺钱，财政有赤字，但是棉纺织这个产业是一个母亲工业，改革开放30多年来，如果说纳税谁纳的最多，那就应该是棉纺织产业，现在这个“母亲”有困难了，做儿子，做孙子的，国家财政部拿一点出来直补农民不可以吗？只有直补农民才会使这种调控目前政策不会产生出新的需要调控的问题。
第二个收储是非常举措，应该改为寄存制，或者寄售制，用市场的方式来存储。上次在盐城开会我也讲了一个观点，现在收储比较简单，放储很困难，假如你用竞价的方式放，就有可能抬高价格，那么用计划的方式放，用配额的方式放，这就变成了一个分到的开心，没有分到的就不开心的状态。我常常问张显斌处长，你除了这两种方式之外还有第三种方法吗？很困难，你一放涨价的动因就出来了，新波动的动因就出来了，所以能否研究寄售制，还是企业的物权，企业承担风险。
还有一个我想要长治久安要打通棉花的供应链，供应链的整合，各种各样的交易方式的出现是解决我们目前各个产业之间状况的方式，这是我对这个行业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
从企业和行业的角度来讲，很多数据我们明天朱会长也会报告。我是站在企业的角度，我自己判断的数据也会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在用纤维量没有那么大，没有2900万吨棉纱，多少数字为好？这个问题是个关键问题，按照我个人观点，2000万吨的纤维需求量是目前的常态，这个常态下面一半是化纤，一半是棉花，所以从行业的角度来讲，我们肯定要用纤维的并列齐驱，减少棉花波动对整个产业的影响。
还有一个是增加棉花加工的附加值，棉花的产业也要细分，哪些区种长绒棉，哪些区种细绒棉，都要进行细分，用细分的质量标准加工成细分的产品，满足细分了以后的客户需求，这样价格的因素就不是主要的了，价值的因素占了上风，能够促进可持续发展。谢谢！
高芳：谈话到了我们孙总这边，显然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极具挑战性，甚至有观点带有一些火药味道，他刚才在肯定了收储政策的同时，提出了一个很新的观点，就是收储政策是否保护了落后的棉花生产力？这显然就把皮球踢到了棉农这边了，我觉得卢怀玉有必要回应一下。
卢怀玉：我是主动要求要回应一下的。因为我觉得从收储政策来说，目标或者目的绝对不是为了保护落后的生产方式或者落后的生产力，短期目标是保障棉农的基本植棉收益，对于长期来说这只是一个手段，保障农民的植棉收益，让植棉有一定的积极性，稳定国内棉花生产和一定的自给率，对于产业来说也是必要的，国内的需求要立足与国内生产。当然，现在我们的棉花生产跟国外相比，我们的成本没有优势（单位成本） ，这对我们棉花生产环节来说，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去做，依靠科技，包括适度的规模，包括加大机械化程度，降低我们的成本，作为我们来说这些都在做。
从产业来说，我们希望棉花生产是棉花产业的基础，我们不希望成为包袱，也不希望成为长期照顾的对象，这对长远发展都不利。当然，在棉花生产前期我们生产成本低的时候，我们也为国内棉花产业贡献过力量的，不仅是现在好像一收储就成了包袱，之前我们国内的棉花价格比国际的价格低，那时候没有市场经济，甚至市场经济之后也有这种情况，所以还是要站在比较长远或者更高一点的层面来看这个问题。从农民角度来说现在给的这个价格，对农民的吸引力并不够，从植棉意愿调查和植棉面积来说都可以看的出来。而且中国的棉农转移其他作物的生产并不会付出过多的成本，换言之棉花不种，棉农依然可以种粮食，种蔬菜，我哪一个收益好就种哪一个，我离开棉花（作为单个农民来说）没有问题，因为很多中国棉区都是宜粮宜棉，为什么国家要出台这个政策保护棉农利益，其实也是一个基本判断——稳定棉花生产，不是说扩大生产，别让它减的太多，减的太多了，万一国际市场发生大的变化，可能对我们的棉花产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到那时可能整个产业包括纺织都会受到大的影响。谢谢。
高芳：孙总您还有回应吗？
孙伟挺：我是这样的观点，因为我前两天刚刚在重庆参加工信部产业转移会回来，我当时作了一个发言，我说现在的情况是东部不喜欢到中西部发展，向外转移的积极性明显高于向中西部转移，主要的原因是劳动力价格相差1/3到2/3。我们的产业工人结构，农村人口那么多，如果还有那么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话是没有前途的。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讲，农民要变成服务业人员和工人，纺织还是主要的一个承载行业，现在很多城市搞很多开发区，过去是对的，今后也许就是不对的。比如一个县城为例，像卢会长你的棉农上岸之后就在乡镇上办一个纺织厂，这才是可持续的，否则大量农民到城里，家又照顾不到。如果农民没有这种安排，农民就不肯上岸，不肯迅速上岸，这才是根本的问题，从眼前看是保护了你，从长远来看是害了你，农民没有前途，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没有前途，这个趋势如果持续时间长一点可能会出现这个可能性。
卢怀玉：提高规模化程度，减少农业务工人数，对这一点我是没有异议的，这也是将来中国棉花生产，不只是棉花，包括农业生产必须要走的路子，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把我们的单位成本降下来，某种意义说也能提高劳动生产力，这个方向没有问题。但是这需要一个时间，不是棉农或者哪一个环节不想这么做，而是因为我们由于自己条件所限需要时间。同新疆棉区的生产比较，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规模太小，很多机器用不上，有劣势，所以方向没有问题，只是看路径怎么走。还是说不管算了，真正到那样，万一出现了问题，我们想再调控就没有手段了，棉花面积减下去想再增加就难了，因为现在种棉花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已经很少了，因为种植棉花确实比较辛苦，现在不是说怎么保护，而是让面积减少的缓慢一些，这就不错了。
高芳：作为主持人我现在进入一个很纠结的状态，我听了孙总的谈话，我觉得说的很对，我听了卢怀玉说的，我觉得也很对，但是我喝了一口清凉的矿泉水之后我觉得还是要保持清醒。今年在播种期间我们在河北召开了一个棉农座谈会，是由棉农分会组织的，当时有二三十户都是种植大户，都是租地承包大户，可以说是中国棉农中比较具备规模的了。但是我听了他们的陈述之后觉得，在中国不光是种棉花，从事种植业是一件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这个工作不能给他们带来稳定的旱涝保收的收入，甚至连一些尊严都受到了影响，他们觉得我务农的太没有保障了，这样的话如果说无论是棉花生产也好，农业生产也好，他作为一个职业，不能给他带来稳定可预期的收入的话，他是不可持续的。我也同意孙总的观点，中国未来城镇化会发展的越来越快，我们1978年的城镇化率也就20%左右，现在超过了50%，未来的若干年，可能2020年到2030年就超过60%。《纺织纲要》对此也有预测，这可能是一个过程，将来有很少的农民就可以完成农业生产，而且他们工作的有尊严，很体面，收入也很稳定，就像美国农场主那样，但可能这也需要一个过程，就像卢怀玉所讲，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棉农还是小农经济。我们调查的时候，农民就讲我现在这几亩地，那时候离播种还有几天时间，他说是否种棉花我还要再看看这几天的价格，甚至我要看一下是否下一场透雨，如果下了透雨我可能会种什么，他都是摇摆不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些小农，国家可能还真是要有一定的政策来扶持，但是我们也得承认收储政策并不是一个包治百病的政策，也并不是一个很完美的政策。张显斌说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他说的很实在。我们怎么样设计更好的政策，最好的政策就是像杨会长所说的要主要依靠市场化，政府管的越少，设计一个大的政策，把最弱势群体加以保护，剩下的就交给市场，我觉得最好的是给农民一个托底的补贴，接下来就走向市场。但是，我们又回来了，如果我们给棉花大量直接补贴，粮食面积又遭遇了挑战，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你让种棉花非常有效益又挤占粮食的耕地，任何一届政府都会感觉压力很大，所以设计一个完美的政策需要政府也需要我们行业作出更多的努力。
在我们谈论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会议代表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通过递纸条和话筒向我们提出来。
杨世滨：我补充一句，因为刚刚我讲的时候提到了这个政策可能是目前国家少有的几个完全是顶层设计的政策之一，既然是顶层设计的，那就意味着，你从设计的开头到最后执行的结束都要在这个设计里面有所体现，这当中比如国家定了一个价格来收储，收储以后我按照这样一个既定的已经有一个起点的市场价格去销售的话，相当于国家并没有拿出这笔钱做补贴，而是由后道的纺织厂来给中间差价买单，这就有一个问题。我举个例子，国家和家 庭是一样的，管理大家庭和小家庭是一样的，你是老子，下面有很多儿子，大儿子说我要把旧彩电卖给二儿子，中间有一个差价，这个老子添一点钱说，这个钱比你买一个新彩电便宜，反正这个彩电也可以用。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一个产业有一个产业的无限扩充，你看到我们棉农卖不出棉花很可悲，而我们的工业企业丧失了原来的市场竞争力之后更加可怕，因为工业占比在国民经济贡献中的占比更大。我知道主持人讲的非常为难，但是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阶段性的，比如财政也动用一些政策，起码有一些财政的手段能够介入其中，之后使政策趋于好操作，利于执行，作为后端，棉花的价格历来也就是一个比较计划的管控，由于化纤发展，棉花由战略物资转变为非战略性物资，棉花会被非棉纤维替代掉一大部分，这个过程中就要考虑我们整体政策制定的时候一定有一个综合性，比如其他产业的发展和我们相关政策的配套，还有一个价格的梯度，棉花一直有管控，我们底下聊天的时候孙总说，我们在高过国际市场1500块钱的时候，我们国内的纺织厂靠自身努力可以消化一部分，但是如果高到现在的价格就很难承受，当很难承受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是有边界的，过了这个边界，出现的事情就是非良性的。一旦出现非良性的事情之后，再搬回来可能成本比你算帐之初的成本大的多，谢谢！
高芳：杨会长谈到的也确实是事实，但是也有一个情况是大家谈到这个年度内外的价差在拉大，除了有政府托市以外，政府托市的政策也是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当年度临时启动的，金融危机也是几十年不遇，多年少有的。这种“寒冬腊月”，这种季节也是不可能长久的，就算会延迟一段时间，也有一个过程，全球经济不可能如此恶化若干年，在这种经济恶化形势下国家出台这个政策，可以说也是一个急药、猛药，长远来看还是会更加深入研究一些配套政策，现在发改委已经在启动了，包括生产环节怎么样能够解决棉花生产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涵盖了推进中国棉花机械化的问题。通过我们的调查，现在人工成本在棉花总成本当中占到将近60%，这也是这几年急速变化的一个情况，现在中国有2.5亿农民工进城打工，这个量非常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2011年农民进城打工平均工资水平超过2000块，过去1500多块就差不多了，这两年急剧上涨，卢怀玉的农场2007年农场植棉成本是1980块钱吧？
卢怀玉：2011年度我们农场的植棉成本是1900多，2010年度是1500，2009年度是1200，就是说我们的总成本，这里面有土地的机会成本因素。另外从人工来说，我们拾花费也是逐年递增，其中还不包括路费、食宿费和管理费用。还有土地租赁成本，我不种这个租给别人也是一样，一般500块钱，土地成本要1块多钱放在一斤棉花上，拾花要一块多钱，我们还有种子、化肥、农药、地膜和耕种、管理，据我估计在内地如果加上土地成本，人工成本都算进去，3.5一斤肯定是它的成本线，低于3.5元就要亏。对农民来说，如果他把他土地的机会成本算上，把他自己的用工算上，肯定比这个高，因为他规模太小了，他的植棉水平也不如我们这种规模经营的企业，所以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也在想怎么样降低成本，别成为整个产业的包袱，我们希望给大家助力，希望纺织业有好的发展，因为我们知道从长远发展来说，只有整个产业其他环节都好了，棉农的棉花才有的用，棉农种棉花才有效益，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想说一个观点，从产业链来说，每一个环节特别是农民，一定要给他一个理由，他是经济行为，他有一个基本收益，起码长期的亏损肯定是不可以的，如果长期这样他肯定会转移，包括纺织和加工。2008年到现在市场波动比较大，轻柔的棉花说起来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温暖的棉花有时候给我们棉农在市场波动大的时候带来的是不只是温暖的感觉，有的时候甚至有寒意，我们也希望经济形势好转起来。当然从长远来说大的经济形势一定会往前发展的，现在这种波动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希望业内共同努力，让这个时间能够缩短一点，大家受这种煎熬和不利影响的时间短一些。我们从自身努力，尽可能地把成本能够往下降一降，提高单产，为我们棉花产业整个发展尽量尽自己一份力。谢谢！
高芳：确实说的非常好！接着卢怀玉这个话题，我想最后再说一段，确实是这样，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了阵阵的寒意，我们也许左右不了希腊，左右不了欧盟，左右不了全球的经济能够迅速地好转，但是在我们这个行业，在我们这个小圈子里面，我们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无论是卢怀玉这儿的农民，还是姚总这样的承担国家储备任务的企业，还是石金凯这里跨两头，一头连农一头连工的中间商，还是我们的孙总的最终环节，我们产业链在严寒的冬天中还是要相互支撑，共度难关，相互理解，而不是说互相的埋怨。我们多给政府出一些可操作的政策，可操作的措施，另外我们行业能够借这个机会转移一下结构。我也听到一个说法，说坏事也变好事，我们纺织产能过剩也喊了很多年，你想调整谁，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家都是民营企业，只要有效益我们就上，各种的企业都在上，产能过剩，竞争过度，接着这一轮的经济调整，是否对纺织过剩的产能也是一次调整的机遇呢？让我们好的企业、优势企业、竞争力强的企业借势脱颖而出，淘汰那些落后的企业，是不是也是一个机遇呢？可能也是一个机遇吧。对棉农也同样如此，虽然有一些成本，像人工成本一旦上去了就下不来了，但是从其他的方面，比如说刚才魏总谈到的一样，推进中国的机械化水平，包括我们的科技化水平，能够推进棉花生产向规模化、机械化水平迈进，这也是一个机遇，推动中国棉花生产迈上新台阶，我想我们各个环节共同努力，不仅仅想我们自己，也想想大家，不仅仅想想眼前，也想想长远，我们产业相互支撑，走出困境。
最近看到一些经济数据，包括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数据，2012年相对会艰难一些，但是2013年有一些好的迹象已经展示出来了，无论是美国的经济还是欧盟的经济，都有一些曙光，希望咱们相互搀扶走出这段艰苦岁月！最后请各位老总一人总结一句。
孙伟挺：信心永远是有的，改革也是必需的，如果不从农业改革，第二产业也是有问题的。
杨世滨：我们相信市场的力量，也相信政府的导向。
石金凯：年年难过，年年过，大家过了这么多年了，我相信大家将来的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
姚明烨：我相信今天的棉花市场会越走越好。
卢怀玉：从我做起，好日子尽快来吧！
高芳：谢谢各位！咱们今天下午的圆桌对话到此结束！
